首页 » 电影 » 战争片 » 拿破仑

  • 拿破仑

    拿破仑正片

    年份:1927 类型:战争片

    主演:阿尔伯特·迪厄多内,AlexandreKoubitzky,安托南·阿尔托

    导演:阿贝尔·冈斯

    地区:法国

    语言:

二零云1

二零云2

剧情简介

拿破仑(拿破仑,阿贝尔·冈斯,1927/235分钟/黑白)这部电影以数十万米胶片和四年拍摄时间为代价,“只是一部巨大的未完成作品的序幕”,有些场景需要将三个屏幕拼接在一起才能放映,通常是1935年的有声版本。一、复辟还是训政?——法国革命的大势伟大的领袖人物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他们既交了好友,又树了死敌。很少会有人对他们无动于衷。对他们的评价部分取决于谁将赢得世界范围的斗争。——尼克松《领导者》多少年来,拿破仑波拿巴在各国人民的心里,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很多人明明知道他是个“侵略者”,是个“独裁者”,也不自觉地把他和希特勒、成吉思汗之流区别开来,对他的罪恶更多的是遗憾而不是憎恨,对他的错误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奚落。拿破仑这个人,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使他高居历代征服者之上,占据着一个历史的制高点,凝聚着千千万万人超越自我的目光,最终也使所有的野心家感到绝望。到底这是怎样的一种魅力、制高点呢?当贝多芬听到他称帝的消息,愤怒地把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的题词给划掉;当敌国的拜伦和雪莱闻知他的覆灭,写下长诗给他以惋惜的嘲笑;当于连孤身一人去闯荡,随身带着他的画像,像藏一个通缉犯一样把他的画像藏在屋子的角落,每遇挫折和犹豫便拿出来久久凝视;当一群热血青年在东方大陆进行一场开天辟地的革命时,他成了先知和圣人;[1]当某人在“谁伴我闯荡”的峥嵘岁月里探路的时候,也曾经在囊空如洗的背包里紧裹着他几乎被翻破的传记。两百多年来,他几乎就是各个民族激励年轻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偶像,似乎心里装着他,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战胜。这样的复杂、矛盾、光怪陆离,还要从他称帝一事说起。我们见过形形色色的“复辟者”遭到各国教科书千篇一律的批判,唯有拿破仑的称帝只是一笔带过。我们见到他亲手给自己戴上月桂冠,大摇大摆地恢复了宫廷的礼仪、世袭制度,并把战火烧到了通古斯河和克里姆林宫,却还是觉得那生机勃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感性的认识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拿破仑称帝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宪政前期的训政,是捍卫法国革命的火种不被法兰西孤岛四周的汪洋大海所扑灭!是这样吗?要理解这一切,首先得从两个世界的大势看起——一个是拿破仑的精神世界,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欧洲世界。 二、波拿巴——普罗米修斯If you could understand the dream that fires my soul,you would all follow me!UNIVERSAL REPUBLC:Europeon will become a single people,and anyone,wherever he travels,will always find himself in a common fatherland.Many wars will be necesary,but I proclaim it here for posterity,victories will one day be won without cannon and without bayonet.——阿贝尔·冈斯《拿破仑》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俯瞰着古往今来的诸多帝国,却专门描写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科西嘉。他说有一种预感,这个小岛总有一天会声震寰宇的。他怀着薪尽火绝的忧郁而死去的时候,科西嘉岛的一个倔强的少年一天天地成长。这个少年像一只鹰落到了一群鹅堆里一样,受尽了侮辱、嘲弄、排挤,和怀才不遇的贬斥。在那本记满了卢梭、孟德斯鸠、亚历山大、恺撒、围攻术、马基雅维利、十二个哈里发的笔记本上,曾写下一段分析自杀对与不对的话。在愁云惨雾的后面,他以一句闪光的话激励着一天只能吃一个干面包、睡四个小时的、在风雨如晦的刀尖上跳舞的自己:“天才人物像一些陨星,命运注定他们为照亮时代而耗尽本身。”一些人总爱用抽象的“民主”“自由”等字眼,去强调什么高贵什么卑贱。在我看来,底层人都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被压迫者,渴望出头;上层的人都不太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统治者,不大希望新崛起的人物动摇他们的地位。这样,革命与专制的双簧剧,在同一束人性镁光灯的飘忽之中,静悄悄地上演了。这就是路易十六在三级会议后唉声叹气,而巴士底狱外的“无套裤汉”们已经拿起了武器的、法国革命的欧洲大势。这也是波拿巴从卢梭的论文里磨砺着高呼平等的思想利剑、从恺撒的战记里找出深不可测的海螺的精神世界。贵族与平民,造成了流血的十年。罗伯斯庇尔倒在了自己设计的断头台,拉法叶特辗转于两个大洲,托马斯潘恩在监牢里诅咒着华盛顿,法兰西在茫然无助中哭泣。与此同时,一位矮个子小将军,远离着巴黎的政治旋涡,指挥着一支发不出军饷、穿不起鞋子、面如菜色衣不蔽体的小分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的皑皑冰雪,将胜利的花瓣用魔法一样的铁手,撒在了战士们的脚下。他告诉他们,要用长剑把《人权宣言》写遍欧洲大地,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想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时,他像那盗取天火而被钉在高加索悬崖上、整日忍受着风吹日晒和兀鹰撕咬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荒岛,与他熟悉的一切远隔在万里重洋。从科西嘉岛,到圣赫勒拿岛,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又领悟了什么? 三、拿破仑——法兰西之魂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邹容《革命军》拿破仑与法兰西手牵手,不足二十个年头。就在那二十个年头里,东方大陆沉睡于辫子和屠刀下,似乎文明的火种将在“人”这个物种身上熄灭时,世界另一端的欧洲人民却被法兰西的三色旗唤醒了。“我开辟了一条大路,每个人都能在上面找到空间。”拿破仑就这样凝聚了革命中的法兰西。“建立理性王国,使人们充分地发展和无限制地享有所有的才能。”拿破仑就这样让法兰西成为了欧洲的中心,并以她前所未有的光辉震撼了整个世界。“取消上层和底层之间所有的调解人。”贵族与平民的两极,在他手上奇迹般地得到了无障碍沟通: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以人的才干而非出身——这实际上是一切革命所能达到的终极目标。当他用法典和征战,将这个目标浓缩为“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被洗刷污垢的原则性词汇后,把出身特权当成救命稻草的、外强中干的欧洲王室组成了七次反法联盟,想阻止这一原则的传播,想把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法兰西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的火湖,将革命的火种撒遍了从金字塔到安第斯山的各个角落。在这个火湖之中的法兰西人民,如在一个缓缓下沉的孤岛中整日惶惶不安。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人物的出现,他们必然像深山老林中的孩子一样,时刻面临着狼群、老虎、毒蛇、犀牛、鬣狗。这个强力人物,就是第一执政波拿巴,变身而成的“法兰西人的皇帝”拿破仑一世。当99\%的公民投票支持他称帝以后,他是否背叛了革命的原则呢?也就是说,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出身高贵,甚至是神权天赋呢?看看他是何等的骄傲,而不是虚荣:“御座?一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而已!”然后一个狡黠的微笑:“你我私下说说,成年人也是受玩具支配的。”他对法国革命的原则是忠诚的,所以,法兰西人民也是忠诚的,不论是第二天就成为将军、拖着沾满泥浆的脚丫和他同吃一锅饭的农民,还是指挥官身先士卒、自己却被要求走在士兵和驴子中间免遭炮击的天文学家,都对他有一种近乎兄长和慈父一样的亲切情感。这种情感,在他孤身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使天地为之变色的高潮:“第五军团的弟兄们,如果你们想打死你们的皇帝,就开枪吧,我就在这里!”没用一发子弹,没有一滴流血,法兰西人民赶跑了波旁王朝,重新迎接他回到那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这种情感,在反法联盟兵临巴黎城下的时候达到了极至——理工大学的全体学生要求参战,抵抗波旁王朝的复辟,保卫皇帝陛下。请注意,衡量一个民族主义者是真是假,就在这一时刻;是仅仅把民族主义当作一个动员工具,来满足自己歇斯底里的占有欲和折磨他人的毁灭欲,还是由衷地像对待生命中的另一半似的热爱这个民族,让她和孩子们好好活下去,就看这一时刻。一百二十九年后,一个表面上与他相似的小胡子面临了相似的一刻,他选择的是:毁灭一切工业基地和生产资料,“我失败了,德意志民族不配生存,它应该从地球上抹掉!”[2]而拿破仑选择的是一句幽默的圣旨:“我不会为取金蛋而杀死我的母鸡!”他放弃了一切会引起内战的的动员手段,告诫法兰西人在复辟的波旁王朝下也要好好地活着,让“法兰西精神”继续扩展开去、流传下去,而他自己一个人承担全部的失败责任,走向那块万倾波涛中的高加索岩,走向最后的、一个人的革命。若干年后,数十万居民冒着暴风雪,在巴黎迎接着他的灵柩,数百个国家搜寻着他的每一句遗言,其中有一句总结最后的失败。那是怎样的慷慨陈词呢,是不是激烈的控诉,或者语录一样的宣告呢?“我之所以失败,是我挺久没和老部下一起吃粥了。”这句话和一百零四年后东亚的一张病榻上,在肝癌无休无止剧痛的折磨中,用粤语、普通话、英语不断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那句话[3],尽管语气不同,却有着类似的分量。有这样的领袖作为历史深处的魂,一个民族永远不会倒下!   四、一个民族领袖的四种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带着你的热爱和创造力,往孤独里去吧!慢慢地正义会拖着脚,跟在你后面。——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个民族的领袖,怎样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领袖怎样成为民族魂,成为民族的脊梁?他就不仅仅要用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仅仅耽于人的七情六欲,他应该是四种角色的化身,这四种角色在他身上,不断地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首先,他要有一双鹰的眼睛,他的思想要飞到鹰的高度,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看到一个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看到全人类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规律。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描写希特勒入狱的时候,曾经强调:“他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去,他的心中又燃烧起一股不容置疑的使命感,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德国。”许多男子汉看到这里,不禁赞叹:“这简直是一个民族领袖的最高境界!”不,朋友,这其实是一个民族领袖最起码的境界。如果一个领袖没有“掌上千秋史”的、内心深处的千秋帝国,就不会有“胸中百万兵”的自信,就不可能激起一个民族的信念,更不可能唤醒这个民族蕴藏百年千年的本性。每一个民族的伟大领袖都是如此,英国的丘吉尔曾经写下四卷巨著〈英语民族史〉,印度的尼赫鲁曾经在狱中给他的女儿用信件写世界历史,埃及纳赛尔曾经写〈革命哲学〉,古时候的唐太宗和恺撒,也各自写下了十二篇〈帝范〉和五部〈战记〉。一个民族领袖不一定是学问家或者理论家,但他首先是一个体系一致的、有着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家,无一例外。在这个基础上,他要有狮子一样的强制力。没有强制力的领袖,任你威望再高、见识再高,也注定两个字:失败。孙中山先生在创立黄埔军校、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以前,他是没有强制力的,所以空顶“共和之父”的名号,而颠沛流离。相反林肯用联邦军队的强制力,捍卫“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所以他能成功。穆罕默德带着仆人出走麦地那的时候,他不是什么安拉使者,而他和一代代信徒们举起圆月弯刀冲出阿拉伯半岛后,伊斯兰教就有了可怖的力量。成吉思汗有一部训练有素而残酷无情的作战机器,所以他尽管只有“让青天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场”的理想,但也没人能奈他何。毛移山倒海的秘诀,他自己也承认,枪杆子里出政权。而强制力的根源是什么呢?是领袖的两种能力: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组织能力能把千头万绪,合成一股为我所用的强力,宣传能力则像火把一样顷刻投到民众的柴堆里,瞬间就能点燃那熔化喜马拉雅山的意志的烈焰。天道无亲,领袖和民族的命运都是坎坷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领袖,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都在早期中期和晚期经历了不同形式的种种苦难。勾践曾为夫差的农奴,亲口尝粪;冉闵曾隐忍多年,被迫认贼作父;斯大林经历六次逮捕、七次流放;曼德拉为了黑人的权利,曾沉默地征服着高墙四壁二十七年;罗斯福正值壮年而得小儿麻痹症,终生无法离开轮椅;甘地先是受到种族歧视被半路推下火车,后是数不胜数的入狱和绝食;华莱士则忍受着刑场上的刀割斧锯,在发出哀求就可以释放的希望之中,选择了为苏格兰人呐喊出最后一声“Freedom!”……要成为领袖,就要对民族的苦难、每一个同胞的苦难,给予义无返顾的承担和真诚的悲悯,因为权力就是责任。因此,一个领袖还要成为骆驼,在无人理解的心心相印之中,在唯有他能理解的同胞的潜意识里,支撑着一个民族走过那没有绿洲、也没有月华的沙漠。如果没有这样九死不悔、百折不挠的勇气,没有“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4]的决然,他就无法成为一个民族的领袖。而没有这样的领袖,一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最后,他还要成为一个小孩。鹰的远见,狮子的激情,骆驼的律己,是人为的产物,在人为的背后,还必须有自然意志来支撑他自己。自然意志,就是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我曾经凝神观看孙文和林肯的照片,他们的眼睛像儿童一样的纯洁,那里面完全是对一个民族的大爱,甚至是对全人类每一个立场的理解和审视。这样的自然意志,是每一个孩子从母亲那里带来的,一个民族的自然意志,也是从母系氏族的残余里积累起来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5],当一个领袖完全抛弃了渺小的私欲杂念后,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厄运而恐惧,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失败而灰心丧气,他会始终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愤怒中微笑,在痛苦中笑傲,对一切都感兴趣,每一时刻都看到眼前的长处,都判断出它们存在的价值,并明确地、坚如磐石地告诉自己: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的黎明。[1]参见邹容《革命军》第三章《革命之教育》等章,曾数言如“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必须制造无量无名之拿破仑,其庶乎有济。”共和革命之时,推崇拿破仑者极为普遍,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亦与法兰西革命三色旗有关。盖因拿破仑乃法兰西革命化身,法兰西革命亦世界民族主义、民权共和之革命先驱。吾华夏因满清奴役,忽见法兰西革命,忆吾固有之遗风,见贤思齐,故呼唤中国之拿破仑。拿破仑的领导,将法国从人人自危十面围剿的黑暗拯救出来,从教育、土地、科技、金融、高卢史、法语、医学、家庭、行政区、主权、法典各个方面,将法兰西革新成为一个社会契约,这是自由和文明得以立足的前提。并且在这过程中,拿破仑从未放弃对共和行宪的追求,从厄尔巴返回法国的百日,他已结束了训政,全力推动立宪制,这是连长期误解他的贡斯当都深表赞同积极合作的。而且,为了终结隐患,拿破仑还对外消除农奴制、宗教法庭、封建采邑并且强行颁布法典。拿破仑本来可以逃走,但是得知敌人进逼巴黎,于是写信给议会,请他们授权自己带兵抗敌,胜利之后杀了他都可以。被拒后,法国巡洋舰想引开敌人,让拿破仑冲到大洋,逃到美国,拿破仑再一次拒绝,说他已经不是皇帝了,为他一个人牺牲巡洋舰官兵是不允许的。死前,拿破仑把全部财产捐献出来给法国百姓,以及他一生中的九十几个恩人,其中一部分专门给了滑铁卢那年遭受外国战火的省份。作为民族英雄,做到他这程度的,寥若晨星。[2]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十一章《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即其余有关希特勒之著作。[3]参见孙文《国父遗嘱》等。[4]顾炎武诗《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5]庄周《庄子 逍遥游》。

拿破仑影评

一、复辟还是训政?——法国革命的大势伟大的领袖人物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他们既交了好友,又树了死敌。很少会有人对他们无动于衷。对他们的评价部分取决于谁将赢得世界范围的斗争。——尼克松《领导者》多少年来,拿破仑波拿巴在各国人民的心里,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很多人明明知道他是个“侵略者”,是个“独裁者”,也不自觉地把他和希特勒、成吉思汗之流区别开来,对他的罪恶更多的是遗憾而不是憎恨,对他的错误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奚落。拿破仑这个人,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使他高居历代征服者之上,占据着一个历史的制高点,凝聚着千千万万人超越自我的目光,最终也使所有的野心家感到绝望。到底这是怎样的一种魅力、制高点呢?当贝多芬听到他称帝的消息,愤怒地把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的题词给划掉;当敌国的拜伦和雪莱闻知他的覆灭,写下长诗给他以惋惜的嘲笑;当于连孤身一人去闯荡,随身带着他的画像,像藏一个通缉犯一样把他的画像藏在屋子的角落,每遇挫折和犹豫便拿出来久久凝视;当一群热血青年在东方大陆进行一场开天辟地的革命时,他成了先知和圣人;[1]当某人在“谁伴我闯荡”的峥嵘岁月里探路的时候,也曾经在囊空如洗的背包里紧裹着他几乎被翻破的传记。两百多年来,他几乎就是各个民族激励年轻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偶像,似乎心里装着他,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战胜。这样的复杂、矛盾、光怪陆离,还要从他称帝一事说起。我们见过形形色色的“复辟者”遭到各国教科书千篇一律的批判,唯有拿破仑的称帝只是一笔带过。我们见到他亲手给自己戴上月桂冠,大摇大摆地恢复了宫廷的礼仪、世袭制度,并把战火烧到了通古斯河和克里姆林宫,却还是觉得那生机勃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感性的认识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拿破仑称帝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宪政前期的训政,是捍卫法国革命的火种不被法兰西孤岛四周的汪洋大海所扑灭!是这样吗?要理解这一切,首先得从两个世界的大势看起——一个是拿破仑的精神世界,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欧洲世界。 二、波拿巴——普罗米修斯If you could understand the dream that fires my soul,you would all follow me!UNIVERSAL REPUBLC:Europeon will become a single people,and anyone,wherever he travels,will always find himself in a common fatherland.Many wars will be necesary,but I proclaim it here for posterity,victories will one day be won without cannon and without bayonet.——阿贝尔·冈斯《拿破仑》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俯瞰着古往今来的诸多帝国,却专门描写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科西嘉。他说有一种预感,这个小岛总有一天会声震寰宇的。他怀着薪尽火绝的忧郁而死去的时候,科西嘉岛的一个倔强的少年一天天地成长。这个少年像一只鹰落到了一群鹅堆里一样,受尽了侮辱、嘲弄、排挤,和怀才不遇的贬斥。在那本记满了卢梭、孟德斯鸠、亚历山大、恺撒、围攻术、马基雅维利、十二个哈里发的笔记本上,曾写下一段分析自杀对与不对的话。在愁云惨雾的后面,他以一句闪光的话激励着一天只能吃一个干面包、睡四个小时的、在风雨如晦的刀尖上跳舞的自己:“天才人物像一些陨星,命运注定他们为照亮时代而耗尽本身。”一些人总爱用抽象的“民主”“自由”等字眼,去强调什么高贵什么卑贱。在我看来,底层人都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被压迫者,渴望出头;上层的人都不太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统治者,不大希望新崛起的人物动摇他们的地位。这样,革命与专制的双簧剧,在同一束人性镁光灯的飘忽之中,静悄悄地上演了。这就是路易十六在三级会议后唉声叹气,而巴士底狱外的“无套裤汉”们已经拿起了武器的、法国革命的欧洲大势。这也是波拿巴从卢梭的论文里磨砺着高呼平等的思想利剑、从恺撒的战记里找出深不可测的海螺的精神世界。贵族与平民,造成了流血的十年。罗伯斯庇尔倒在了自己设计的断头台,拉法叶特辗转于两个大洲,托马斯潘恩在监牢里诅咒着华盛顿,法兰西在茫然无助中哭泣。与此同时,一位矮个子小将军,远离着巴黎的政治旋涡,指挥着一支发不出军饷、穿不起鞋子、面如菜色衣不蔽体的小分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的皑皑冰雪,将胜利的花瓣用魔法一样的铁手,撒在了战士们的脚下。他告诉他们,要用长剑把《人权宣言》写遍欧洲大地,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想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时,他像那盗取天火而被钉在高加索悬崖上、整日忍受着风吹日晒和兀鹰撕咬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荒岛,与他熟悉的一切远隔在万里重洋。从科西嘉岛,到圣赫勒拿岛,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又领悟了什么? 三、拿破仑——法兰西之魂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邹容《革命军》拿破仑与法兰西手牵手,不足二十个年头。就在那二十个年头里,东方大陆沉睡于辫子和屠刀下,似乎文明的火种将在“人”这个物种身上熄灭时,世界另一端的欧洲人民却被法兰西的三色旗唤醒了。“我开辟了一条大路,每个人都能在上面找到空间。”拿破仑就这样凝聚了革命中的法兰西。“建立理性王国,使人们充分地发展和无限制地享有所有的才能。”拿破仑就这样让法兰西成为了欧洲的中心,并以她前所未有的光辉震撼了整个世界。“取消上层和底层之间所有的调解人。”贵族与平民的两极,在他手上奇迹般地得到了无障碍沟通: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以人的才干而非出身——这实际上是一切革命所能达到的终极目标。当他用法典和征战,将这个目标浓缩为“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被洗刷污垢的原则性词汇后,把出身特权当成救命稻草的、外强中干的欧洲王室组成了七次反法联盟,想阻止这一原则的传播,想把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法兰西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的火湖,将革命的火种撒遍了从金字塔到安第斯山的各个角落。在这个火湖之中的法兰西人民,如在一个缓缓下沉的孤岛中整日惶惶不安。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人物的出现,他们必然像深山老林中的孩子一样,时刻面临着狼群、老虎、毒蛇、犀牛、鬣狗。这个强力人物,就是第一执政波拿巴,变身而成的“法兰西人的皇帝”拿破仑一世。当99\%的公民投票支持他称帝以后,他是否背叛了革命的原则呢?也就是说,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出身高贵,甚至是神权天赋呢?看看他是何等的骄傲,而不是虚荣:“御座?一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而已!”然后一个狡黠的微笑:“你我私下说说,成年人也是受玩具支配的。”他对法国革命的原则是忠诚的,所以,法兰西人民也是忠诚的,不论是第二天就成为将军、拖着沾满泥浆的脚丫和他同吃一锅饭的农民,还是指挥官身先士卒、自己却被要求走在士兵和驴子中间免遭炮击的天文学家,都对他有一种近乎兄长和慈父一样的亲切情感。这种情感,在他孤身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使天地为之变色的高潮:“第五军团的弟兄们,如果你们想打死你们的皇帝,就开枪吧,我就在这里!”没用一发子弹,没有一滴流血,法兰西人民赶跑了波旁王朝,重新迎接他回到那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这种情感,在反法联盟兵临巴黎城下的时候达到了极至——理工大学的全体学生要求参战,抵抗波旁王朝的复辟,保卫皇帝陛下。请注意,衡量一个民族主义者是真是假,就在这一时刻;是仅仅把民族主义当作一个动员工具,来满足自己歇斯底里的占有欲和折磨他人的毁灭欲,还是由衷地像对待生命中的另一半似的热爱这个民族,让她和孩子们好好活下去,就看这一时刻。一百二十九年后,一个表面上与他相似的小胡子面临了相似的一刻,他选择的是:毁灭一切工业基地和生产资料,“我失败了,德意志民族不配生存,它应该从地球上抹掉!”[2]而拿破仑选择的是一句幽默的圣旨:“我不会为取金蛋而杀死我的母鸡!”他放弃了一切会引起内战的的动员手段,告诫法兰西人在复辟的波旁王朝下也要好好地活着,让“法兰西精神”继续扩展开去、流传下去,而他自己一个人承担全部的失败责任,走向那块万倾波涛中的高加索岩,走向最后的、一个人的革命。若干年后,数十万居民冒着暴风雪,在巴黎迎接着他的灵柩,数百个国家搜寻着他的每一句遗言,其中有一句总结最后的失败。那是怎样的慷慨陈词呢,是不是激烈的控诉,或者语录一样的宣告呢?“我之所以失败,是我挺久没和老部下一起吃粥了。”这句话和一百零四年后东亚的一张病榻上,在肝癌无休无止剧痛的折磨中,用粤语、普通话、英语不断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那句话[3],尽管语气不同,却有着类似的分量。有这样的领袖作为历史深处的魂,一个民族永远不会倒下!   四、一个民族领袖的四种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带着你的热爱和创造力,往孤独里去吧!慢慢地正义会拖着脚,跟在你后面。——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个民族的领袖,怎样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领袖怎样成为民族魂,成为民族的脊梁?他就不仅仅要用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仅仅耽于人的七情六欲,他应该是四种角色的化身,这四种角色在他身上,不断地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首先,他要有一双鹰的眼睛,他的思想要飞到鹰的高度,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看到一个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看到全人类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规律。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描写希特勒入狱的时候,曾经强调:“他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去,他的心中又燃烧起一股不容置疑的使命感,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德国。”许多男子汉看到这里,不禁赞叹:“这简直是一个民族领袖的最高境界!”不,朋友,这其实是一个民族领袖最起码的境界。如果一个领袖没有“掌上千秋史”的、内心深处的千秋帝国,就不会有“胸中百万兵”的自信,就不可能激起一个民族的信念,更不可能唤醒这个民族蕴藏百年千年的本性。每一个民族的伟大领袖都是如此,英国的丘吉尔曾经写下四卷巨著〈英语民族史〉,印度的尼赫鲁曾经在狱中给他的女儿用信件写世界历史,埃及纳赛尔曾经写〈革命哲学〉,古时候的唐太宗和恺撒,也各自写下了十二篇〈帝范〉和五部〈战记〉。一个民族领袖不一定是学问家或者理论家,但他首先是一个体系一致的、有着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家,无一例外。在这个基础上,他要有狮子一样的强制力。没有强制力的领袖,任你威望再高、见识再高,也注定两个字:失败。孙中山先生在创立黄埔军校、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以前,他是没有强制力的,所以空顶“共和之父”的名号,而颠沛流离。相反林肯用联邦军队的强制力,捍卫“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所以他能成功。穆罕默德带着仆人出走麦地那的时候,他不是什么安拉使者,而他和一代代信徒们举起圆月弯刀冲出阿拉伯半岛后,伊斯兰教就有了可怖的力量。成吉思汗有一部训练有素而残酷无情的作战机器,所以他尽管只有“让青天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场”的理想,但也没人能奈他何。毛移山倒海的秘诀,他自己也承认,枪杆子里出政权。而强制力的根源是什么呢?是领袖的两种能力: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组织能力能把千头万绪,合成一股为我所用的强力,宣传能力则像火把一样顷刻投到民众的柴堆里,瞬间就能点燃那熔化喜马拉雅山的意志的烈焰。天道无亲,领袖和民族的命运都是坎坷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领袖,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都在早期中期和晚期经历了不同形式的种种苦难。勾践曾为夫差的农奴,亲口尝粪;冉闵曾隐忍多年,被迫认贼作父;斯大林经历六次逮捕、七次流放;曼德拉为了黑人的权利,曾沉默地征服着高墙四壁二十七年;罗斯福正值壮年而得小儿麻痹症,终生无法离开轮椅;甘地先是受到种族歧视被半路推下火车,后是数不胜数的入狱和绝食;华莱士则忍受着刑场上的刀割斧锯,在发出哀求就可以释放的希望之中,选择了为苏格兰人呐喊出最后一声“Freedom!”……要成为领袖,就要对民族的苦难、每一个同胞的苦难,给予义无返顾的承担和真诚的悲悯,因为权力就是责任。因此,一个领袖还要成为骆驼,在无人理解的心心相印之中,在唯有他能理解的同胞的潜意识里,支撑着一个民族走过那没有绿洲、也没有月华的沙漠。如果没有这样九死不悔、百折不挠的勇气,没有“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4]的决然,他就无法成为一个民族的领袖。而没有这样的领袖,一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最后,他还要成为一个小孩。鹰的远见,狮子的激情,骆驼的律己,是人为的产物,在人为的背后,还必须有自然意志来支撑他自己。自然意志,就是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我曾经凝神观看孙文和林肯的照片,他们的眼睛像儿童一样的纯洁,那里面完全是对一个民族的大爱,甚至是对全人类每一个立场的理解和审视。这样的自然意志,是每一个孩子从母亲那里带来的,一个民族的自然意志,也是从母系氏族的残余里积累起来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5],当一个领袖完全抛弃了渺小的私欲杂念后,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厄运而恐惧,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失败而灰心丧气,他会始终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愤怒中微笑,在痛苦中笑傲,对一切都感兴趣,每一时刻都看到眼前的长处,都判断出它们存在的价值,并明确地、坚如磐石地告诉自己: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的黎明。[1]参见邹容《革命军》第三章《革命之教育》等章,曾数言如“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必须制造无量无名之拿破仑,其庶乎有济。”共和革命之时,推崇拿破仑者极为普遍,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亦与法兰西革命三色旗有关。盖因拿破仑乃法兰西革命化身,法兰西革命亦世界民族主义、民权共和之革命先驱。吾华夏因满清奴役,忽见法兰西革命,忆吾固有之遗风,见贤思齐,故呼唤中国之拿破仑。拿破仑的领导,将法国从人人自危十面围剿的黑暗拯救出来,从教育、土地、科技、金融、高卢史、法语、医学、家庭、行政区、主权、法典各个方面,将法兰西革新成为一个社会契约,这是自由和文明得以立足的前提。并且在这过程中,拿破仑从未放弃对共和行宪的追求,从厄尔巴返回法国的百日,他已结束了训政,全力推动立宪制,这是连长期误解他的贡斯当都深表赞同积极合作的。而且,为了终结隐患,拿破仑还对外消除农奴制、宗教法庭、封建采邑并且强行颁布法典。拿破仑本来可以逃走,但是得知敌人进逼巴黎,于是写信给议会,请他们授权自己带兵抗敌,胜利之后杀了他都可以。被拒后,法国巡洋舰想引开敌人,让拿破仑冲到大洋,逃到美国,拿破仑再一次拒绝,说他已经不是皇帝了,为他一个人牺牲巡洋舰官兵是不允许的。死前,拿破仑把全部财产捐献出来给法国百姓,以及他一生中的九十几个恩人,其中一部分专门给了滑铁卢那年遭受外国战火的省份。作为民族英雄,做到他这程度的,寥若晨星。[2]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十一章《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即其余有关希特勒之著作。[3]参见孙文《国父遗嘱》等。[4]顾炎武诗《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5]庄周《庄子 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