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11月17日晚，第55届金马奖在台湾举行，被誉为华语电影奥斯卡的金马盛典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青年导演潘志琪的《24号大街》提名了“最佳纪录片奖”，收获众多好评。
该片聚焦于一条杭州下沙区的24号大街，和中国所有正在重建的街道一样，正在等待以全新面貌示人。
这些街道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务工人员，他们搭建棚户居住，通过开小饭馆和卖东西谋生。
杭州下沙区
傍晚的棚户区，冒着饭菜的热气
当青年纪录片导演潘志琪搬到这里时，他的目光锁定在了这些底层小人物身上，拍摄了七年，积累了三四百个小时的素材，最终融合成了一部纪录片《二十四号大街》。
这部纪录片也入围了第30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是唯一一部入围的中国作品。它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也拍下了在大时代中挣扎生存的小人物。
1
当代农民工困境
进不了城市，回不了老家
老苏，60岁农民工，来自贵州农村，他和女朋友琴住在24号大街的棚户区。
老苏和琴
年轻时就背井离乡四处打拼，东北三省创过业，新疆阿克苏淘过金，他曾这么说：“生活要想开，能吃吃能喝喝，有机会要到世界周游一圈。”
老苏也确实像周游世界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一辆小三轮上拉着一张大床，走到哪里就以大床为中心搭建一个小棚屋。
他和琴在工地上种菜，开了个小餐馆维持生计，光顾的客人都是棚户区周围的务工者。
狗狗也是简陋小饭馆的常客
说到感情经历，老苏也算是个奇人，以前在老家是包办婚姻，为了逃离没有感情的生活，老苏和琴选择到大城市闯荡。
老苏还有一个红色塑料澡盆，闲暇时他就在路边用消防水泡澡，全然不顾路人的眼光，他说：“这个澡盆子走到哪里都带着，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2011年，24号大街的棚户区面临拆迁，这里马上就会有一个新小区，还会有五星级酒店拔地而起。
老苏和琴以及附近的工友们，只能收拾家当，搬到城市里更加边缘的郊区，重新搭棚屋，重新开饭馆，重新招揽客人。
搬离前一天，老苏和邻居喝着酒，邻居无奈地说：“你在这里开小饭馆没有营业执照，执法大队要你滚蛋，你就得滚蛋。”
老苏喝了一口酒，愤然说着：“这到底是执法还是违法？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又不是难民。”
虽然想不通，虽然愤愤不平，但也无计可施，最终老苏和琴搬到了一块新荒地。几根竹竿，几米帐篷，几张木板，开始安营扎寨。
白天，老苏靠着打扫卫生、清洗下水道、修剪道路两边的草坪，赚取微薄收入；晚上，数着零零散散的钱，他开始规划自己的小饭馆。
赚到4000元后，他的小饭馆开张了，按照江湖规则先请了财神保佑自己开张顺利。开张前几天生意冷清，但老苏也很乐观，他觉得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能急要慢慢来。
漫天大雪里，老苏和琴看着远方，对于他们来说未来太遥远，能有个养家糊口的生意就不错，能有个遮风挡雨的棚屋就该知足了。
然而生活的打击总是来得很突然，城建执法大队又来了，要求老苏和琴20天清理干净违规棚屋，否则就要进行强拆。
这一次，种的菜苗被压坏了，施的化肥打了水漂，老苏找人理论，要求赔偿未果。
30年奔波在外，俩人已经累了，年龄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老苏和琴选择了一条路——回老家。
他把自己即将要被拆掉的棚屋卖给了别人，拿到钱之后的老苏看起来有点狡黠，这是小人物被生活挤压出来的精明，这是他的江湖法则。
2015年，老苏和琴回到了老家贵州，这个小城也在飞速发展中，修公路、修高铁、修高楼，同样面临着拆迁重建。
老苏的家乡也在重建
长年漂泊在外，老苏对土地已经陌生，无法下田种地，他失去了谋生技能。
同时，早年“抛弃妻子”缺失了孩子们的成长，老苏和家里产生了无法修补的裂痕。
坐在家里的他，尴尬不安，原配妻子和他除了吵架一句话都不说。在亲生女儿眼里，老苏不配当父亲，他是一个罪人。
大女儿责备老苏
不仅老苏的妻子和孩子接受不了老苏归乡，琴的父亲和弟妹也同样难以认可琴和老苏的这段感情。
夹缝中生活的老苏真的很难，他还去政府咨询了创业扶持项目，为了不委屈跟了自己半辈子的琴，他还想给琴买套房子……
从农村走出，在城市中辗转，又因为被城市驱逐，回到农村老家。
老苏和琴不断的迁徙，就像千万个农民务工者的处境一样，在城市里无法立足，但又回不到故土。
《二十四号大街》的最后，老苏和琴还是背上行囊继续外出奔波，他们来到24号大街看望打工的儿子（老苏的儿子），站在高楼林立的全新的24号大街，他们看起来那么渺小而迷茫……
片中有一段介绍是这么说的：“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已经跟不上发展的节奏，被这个时代甩出去了。”
这是导演潘志琪想通过纪录片表达的“大时代”和“小人物”的故事，这一切也让我们反思：现代化城镇化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一些群体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如何保证？ 十年二十年后，这些群体的下一代还会面临和他们的父辈一样的困境吗？
2
现代化飞速发展
底层小人物如何生存？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二十四号大街》背后的创作故事，DOCO君对话了导演潘志琪，于是有了一场更加深入细腻、别开生面的交流——
D：DOCO君
P：潘志琪导演
潘志琪纪录片导演，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副教授，曾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硕士。纪录片作品有：《侦探》、《迷墙》、《二十四号大街》、《胡阿姨的花园》（制作中），选题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中大时代小人物的生存命运。《二十四号大街》入围第30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获评第2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优秀纪录长片、提名第5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D：我想先问一下片名的由来，有些观众说老苏和24号大街的故事只在片中呈现了1/3，那“24号大街”这个片名是否只是一个意象化的表达？
P：其实是一种意象化表达，这个片子开始2010年是这条街和棚户区，结尾时候2016年还是这条街和高楼大厦，所以它有个时间的跨度，然后也有时间上的对比。同时这条街和6年来老苏他们这群人的家庭故事也可以形成参照，所以它是意象化表达的意思。
D：它就是开头和结尾有了一个互文的效果。那现在中国城市化进展特别凶猛，您的镜头是怎么锁定在这条街和老苏这个人物身上的呢？
P：我觉得机缘巧合吧！我刚好是纪录片导演，就一直关注这样的事情。我搬到这里时，一开始就是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吸引了我，然后慢慢在我进一步了解这个人物、了解到老苏这几十年生活经历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其实只是拍一条棚户区，它的表达、它所承载的东西可能会少一点，所以我想把这个跨度拉得远一点。当老苏跟我说起他要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把这个跨度拉到东部跟西部、城市跟农村，所以就形成了片中的结构。
D：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很多群像（农民工、边缘人物群像）里边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
P：对对，一个个体，比较特别的个体吧！
D：他这个人物特别立体，包括他有那个纯真淳朴的一面，然后也有特别圆滑世故的一面。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本来他的餐馆（棚户区那个餐馆）要拆了，但他转手又卖给了另一个人。他这种行为的话，您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怎么看待？
P：其实我们拍这个人物不是去选一个道德标兵，我觉得人物的多面性（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个体。
D：嗯，一个完整的个体。
P：对，而且我觉得像艺术创作，或者说一个电影的人物不能很单一、很概念化去把他想象成某一个英雄。老苏也希望在我的镜头面前呈现他英雄的一面、好的一面，但我恰恰是在把他往回拉，希望他能很真实，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D：其实咱们也都知道，每当镜头对准自己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表演的成分。您作为导演，觉得拍到的主人公老苏就是最真实的老苏吗？
P：我觉得不全面。我们希望去了解真实的世界，恰恰片子里永远是去接近真实，它是不可能完全百分百真实的，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来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和多方面因素有关系，一个是拍摄对象，他肯定会有他保留的一面，同时从艺术创作和纪录片的构成上来讲，你也不可能完全去呈现所有的真实。它跟创作本身也有关系，和每个导演、每个摄影师的主观性也有关系。
D：他有没有拒绝过拍摄？您和他怎么沟通，包括跟他家人的沟通？
P：不仅仅是他，所有的被拍摄对象都会有主观性的、想介入导演的思维。他总在想象这个片子他希望呈现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之前一直在跟他说“我不是要把你塑造成英雄一样”，我一直在给他做这种工作。
D：就已经给他打了一个预防针。
P：对，包括他说这个时候可拍那个时候不可拍，也不能完全听从他的，在拍摄过程中确实有些时候他是会拒绝、会回避的。
D：那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还是在和琴四处漂泊吗？
P：他现在生活稳定了一些，到无锡进了工厂打工，相对来说稳定了一些。
D：因为城镇化的发展，社会空间和人物都有变化，您怎么通过镜头展现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和状态？
P：这个片子做这么多年时间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只有通过这么长时间长跨度的一个参照——一条街的变化跟一个人物的这几年的生活，最终来给出我的态度和观点。
D：就是在社会洪流之下，其实大家都是努力活着，尽自己所能。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他们，就是你怎么不这样不那样，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也不能用道德标准去束缚他。
P：道德标准这东西怎么说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片子中的这种人物，包括纪录片的人物也好，剧情片的人物也好，其实我更倾向于去表现人物更为复杂的人性，这样他呈现、折射出来的社会的很多方面也更有趣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些，而不是非常单一的、非黑即白的这种关系。
D：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这种人物的多元化也映射出社会的状态。那咱们这个片子也在金马奖提名了，您有什么样的预期、预判？
P：就随它吧！因为这个很难说，好片子都挺多嘛！看评委的口味啊！我觉得随缘就好。希望大家喜欢片子就好，或者说片子可以带给我们对当下社会更多思考，那我做这个片子的目的和意义就有了。
D：您个人想通过片子传达和传递给观众的东西是什么？
P：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老苏这样一个故事让大家去思考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怎么去考虑这样一群人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权利。
D：关注到更边缘化底层的群众的一些生活。
P：其实我可能跟他们比较熟了，我从来没有把他们认为是底层，我就觉得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的收入没有中产阶级那么高，但他们是社会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D：您之前在映后也说过，时代的年轮向前发展，他们也是注定要被留下来。
P：目前看是这样，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这种现象，就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另外一代人，或者一个群体，他会进入新时代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过程中他可能会被慢慢淘汰掉，或者面临转型等等。
D：您怎么看待纪录片的艺术创作形式？它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P：我觉得纪录片它呈现的东西会更直接一点吧，包括它会有无法回避的很多现实的问题。
D：您未来的创作方面会考虑比较尖锐的话题吗？
P：我觉得其实做这些选题还是跟导演的态度和机缘有关系，你碰到了一些话题你能把它拿下来，那当然就不要去回避它。每人做选题其实还是跟自己的圈子，跟你碰到的东西有关系，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
D：您希不希望纪录片更商业化？
P：不回避商业化，但是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比如说这种直面现实的题材要进入院线，我觉得可能大众的审美或者是大众的接受度，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考量。大家可能不愿意去面对一些真实的东西，可能不愿意去面对真正困扰我们的问题，更愿意去畅想好莱坞式的、梦境式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跟当下的审美，或者是跟电影文化的消费方向有关系。
D：您后续有什么拍摄的方向可以跟观众透露一下？
P：拍重庆的《胡阿姨的花园》，基本进入后期了，讲重庆十八梯的。它在旧城改造，已经拆的差不多了，正在原来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商业区。
doco热纪录专访《24号大街》导演潘志琪_腾讯视频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截图
采访 | KK & 婧哥哥
摄像 | 糖糖
编辑 | 婧哥哥
24号大街影评
11月17日晚，第55届金马奖在台湾举行，被誉为华语电影奥斯卡的金马盛典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青年导演潘志琪的《24号大街》提名了“最佳纪录片奖”，收获众多好评。
该片聚焦于一条杭州下沙区的24号大街，和中国所有正在重建的街道一样，正在等待以全新面貌示人。
这些街道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务工人员，他们搭建棚户居住，通过开小饭馆和卖东西谋生。
杭州下沙区
傍晚的棚户区，冒着饭菜的热气
当青年纪录片导演潘志琪搬到这里时，他的目光锁定在了这些底层小人物身上，拍摄了七年，积累了三四百个小时的素材，最终融合成了一部纪录片《二十四号大街》。
这部纪录片也入围了第30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是唯一一部入围的中国作品。它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也拍下了在大时代中挣扎生存的小人物。
1
当代农民工困境
进不了城市，回不了老家
老苏，60岁农民工，来自贵州农村，他和女朋友琴住在24号大街的棚户区。
老苏和琴
年轻时就背井离乡四处打拼，东北三省创过业，新疆阿克苏淘过金，他曾这么说：“生活要想开，能吃吃能喝喝，有机会要到世界周游一圈。”
老苏也确实像周游世界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一辆小三轮上拉着一张大床，走到哪里就以大床为中心搭建一个小棚屋。
他和琴在工地上种菜，开了个小餐馆维持生计，光顾的客人都是棚户区周围的务工者。
狗狗也是简陋小饭馆的常客
说到感情经历，老苏也算是个奇人，以前在老家是包办婚姻，为了逃离没有感情的生活，老苏和琴选择到大城市闯荡。
老苏还有一个红色塑料澡盆，闲暇时他就在路边用消防水泡澡，全然不顾路人的眼光，他说：“这个澡盆子走到哪里都带着，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2011年，24号大街的棚户区面临拆迁，这里马上就会有一个新小区，还会有五星级酒店拔地而起。
老苏和琴以及附近的工友们，只能收拾家当，搬到城市里更加边缘的郊区，重新搭棚屋，重新开饭馆，重新招揽客人。
搬离前一天，老苏和邻居喝着酒，邻居无奈地说：“你在这里开小饭馆没有营业执照，执法大队要你滚蛋，你就得滚蛋。”
老苏喝了一口酒，愤然说着：“这到底是执法还是违法？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又不是难民。”
虽然想不通，虽然愤愤不平，但也无计可施，最终老苏和琴搬到了一块新荒地。几根竹竿，几米帐篷，几张木板，开始安营扎寨。
白天，老苏靠着打扫卫生、清洗下水道、修剪道路两边的草坪，赚取微薄收入；晚上，数着零零散散的钱，他开始规划自己的小饭馆。
赚到4000元后，他的小饭馆开张了，按照江湖规则先请了财神保佑自己开张顺利。开张前几天生意冷清，但老苏也很乐观，他觉得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能急要慢慢来。
漫天大雪里，老苏和琴看着远方，对于他们来说未来太遥远，能有个养家糊口的生意就不错，能有个遮风挡雨的棚屋就该知足了。
然而生活的打击总是来得很突然，城建执法大队又来了，要求老苏和琴20天清理干净违规棚屋，否则就要进行强拆。
这一次，种的菜苗被压坏了，施的化肥打了水漂，老苏找人理论，要求赔偿未果。
30年奔波在外，俩人已经累了，年龄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老苏和琴选择了一条路——回老家。
他把自己即将要被拆掉的棚屋卖给了别人，拿到钱之后的老苏看起来有点狡黠，这是小人物被生活挤压出来的精明，这是他的江湖法则。
2015年，老苏和琴回到了老家贵州，这个小城也在飞速发展中，修公路、修高铁、修高楼，同样面临着拆迁重建。
老苏的家乡也在重建
长年漂泊在外，老苏对土地已经陌生，无法下田种地，他失去了谋生技能。
同时，早年“抛弃妻子”缺失了孩子们的成长，老苏和家里产生了无法修补的裂痕。
坐在家里的他，尴尬不安，原配妻子和他除了吵架一句话都不说。在亲生女儿眼里，老苏不配当父亲，他是一个罪人。
大女儿责备老苏
不仅老苏的妻子和孩子接受不了老苏归乡，琴的父亲和弟妹也同样难以认可琴和老苏的这段感情。
夹缝中生活的老苏真的很难，他还去政府咨询了创业扶持项目，为了不委屈跟了自己半辈子的琴，他还想给琴买套房子……
从农村走出，在城市中辗转，又因为被城市驱逐，回到农村老家。
老苏和琴不断的迁徙，就像千万个农民务工者的处境一样，在城市里无法立足，但又回不到故土。
《二十四号大街》的最后，老苏和琴还是背上行囊继续外出奔波，他们来到24号大街看望打工的儿子（老苏的儿子），站在高楼林立的全新的24号大街，他们看起来那么渺小而迷茫……
片中有一段介绍是这么说的：“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已经跟不上发展的节奏，被这个时代甩出去了。”
这是导演潘志琪想通过纪录片表达的“大时代”和“小人物”的故事，这一切也让我们反思：现代化城镇化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一些群体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如何保证？ 十年二十年后，这些群体的下一代还会面临和他们的父辈一样的困境吗？
2
现代化飞速发展
底层小人物如何生存？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二十四号大街》背后的创作故事，DOCO君对话了导演潘志琪，于是有了一场更加深入细腻、别开生面的交流——
D：DOCO君
P：潘志琪导演
潘志琪纪录片导演，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副教授，曾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硕士。纪录片作品有：《侦探》、《迷墙》、《二十四号大街》、《胡阿姨的花园》（制作中），选题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中大时代小人物的生存命运。《二十四号大街》入围第30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获评第2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优秀纪录长片、提名第5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D：我想先问一下片名的由来，有些观众说老苏和24号大街的故事只在片中呈现了1/3，那“24号大街”这个片名是否只是一个意象化的表达？
P：其实是一种意象化表达，这个片子开始2010年是这条街和棚户区，结尾时候2016年还是这条街和高楼大厦，所以它有个时间的跨度，然后也有时间上的对比。同时这条街和6年来老苏他们这群人的家庭故事也可以形成参照，所以它是意象化表达的意思。
D：它就是开头和结尾有了一个互文的效果。那现在中国城市化进展特别凶猛，您的镜头是怎么锁定在这条街和老苏这个人物身上的呢？
P：我觉得机缘巧合吧！我刚好是纪录片导演，就一直关注这样的事情。我搬到这里时，一开始就是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吸引了我，然后慢慢在我进一步了解这个人物、了解到老苏这几十年生活经历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其实只是拍一条棚户区，它的表达、它所承载的东西可能会少一点，所以我想把这个跨度拉得远一点。当老苏跟我说起他要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把这个跨度拉到东部跟西部、城市跟农村，所以就形成了片中的结构。
D：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很多群像（农民工、边缘人物群像）里边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
P：对对，一个个体，比较特别的个体吧！
D：他这个人物特别立体，包括他有那个纯真淳朴的一面，然后也有特别圆滑世故的一面。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本来他的餐馆（棚户区那个餐馆）要拆了，但他转手又卖给了另一个人。他这种行为的话，您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怎么看待？
P：其实我们拍这个人物不是去选一个道德标兵，我觉得人物的多面性（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个体。
D：嗯，一个完整的个体。
P：对，而且我觉得像艺术创作，或者说一个电影的人物不能很单一、很概念化去把他想象成某一个英雄。老苏也希望在我的镜头面前呈现他英雄的一面、好的一面，但我恰恰是在把他往回拉，希望他能很真实，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D：其实咱们也都知道，每当镜头对准自己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表演的成分。您作为导演，觉得拍到的主人公老苏就是最真实的老苏吗？
P：我觉得不全面。我们希望去了解真实的世界，恰恰片子里永远是去接近真实，它是不可能完全百分百真实的，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来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和多方面因素有关系，一个是拍摄对象，他肯定会有他保留的一面，同时从艺术创作和纪录片的构成上来讲，你也不可能完全去呈现所有的真实。它跟创作本身也有关系，和每个导演、每个摄影师的主观性也有关系。
D：他有没有拒绝过拍摄？您和他怎么沟通，包括跟他家人的沟通？
P：不仅仅是他，所有的被拍摄对象都会有主观性的、想介入导演的思维。他总在想象这个片子他希望呈现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之前一直在跟他说“我不是要把你塑造成英雄一样”，我一直在给他做这种工作。
D：就已经给他打了一个预防针。
P：对，包括他说这个时候可拍那个时候不可拍，也不能完全听从他的，在拍摄过程中确实有些时候他是会拒绝、会回避的。
D：那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还是在和琴四处漂泊吗？
P：他现在生活稳定了一些，到无锡进了工厂打工，相对来说稳定了一些。
D：因为城镇化的发展，社会空间和人物都有变化，您怎么通过镜头展现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和状态？
P：这个片子做这么多年时间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只有通过这么长时间长跨度的一个参照——一条街的变化跟一个人物的这几年的生活，最终来给出我的态度和观点。
D：就是在社会洪流之下，其实大家都是努力活着，尽自己所能。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他们，就是你怎么不这样不那样，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也不能用道德标准去束缚他。
P：道德标准这东西怎么说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片子中的这种人物，包括纪录片的人物也好，剧情片的人物也好，其实我更倾向于去表现人物更为复杂的人性，这样他呈现、折射出来的社会的很多方面也更有趣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些，而不是非常单一的、非黑即白的这种关系。
D：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这种人物的多元化也映射出社会的状态。那咱们这个片子也在金马奖提名了，您有什么样的预期、预判？
P：就随它吧！因为这个很难说，好片子都挺多嘛！看评委的口味啊！我觉得随缘就好。希望大家喜欢片子就好，或者说片子可以带给我们对当下社会更多思考，那我做这个片子的目的和意义就有了。
D：您个人想通过片子传达和传递给观众的东西是什么？
P：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老苏这样一个故事让大家去思考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怎么去考虑这样一群人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权利。
D：关注到更边缘化底层的群众的一些生活。
P：其实我可能跟他们比较熟了，我从来没有把他们认为是底层，我就觉得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的收入没有中产阶级那么高，但他们是社会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D：您之前在映后也说过，时代的年轮向前发展，他们也是注定要被留下来。
P：目前看是这样，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这种现象，就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另外一代人，或者一个群体，他会进入新时代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过程中他可能会被慢慢淘汰掉，或者面临转型等等。
D：您怎么看待纪录片的艺术创作形式？它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P：我觉得纪录片它呈现的东西会更直接一点吧，包括它会有无法回避的很多现实的问题。
D：您未来的创作方面会考虑比较尖锐的话题吗？
P：我觉得其实做这些选题还是跟导演的态度和机缘有关系，你碰到了一些话题你能把它拿下来，那当然就不要去回避它。每人做选题其实还是跟自己的圈子，跟你碰到的东西有关系，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
D：您希不希望纪录片更商业化？
P：不回避商业化，但是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比如说这种直面现实的题材要进入院线，我觉得可能大众的审美或者是大众的接受度，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考量。大家可能不愿意去面对一些真实的东西，可能不愿意去面对真正困扰我们的问题，更愿意去畅想好莱坞式的、梦境式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跟当下的审美，或者是跟电影文化的消费方向有关系。
D：您后续有什么拍摄的方向可以跟观众透露一下？
P：拍重庆的《胡阿姨的花园》，基本进入后期了，讲重庆十八梯的。它在旧城改造，已经拆的差不多了，正在原来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商业区。
doco热纪录专访《24号大街》导演潘志琪_腾讯视频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截图
采访 | KK & 婧哥哥
摄像 | 糖糖
编辑 | 婧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