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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30日，随着印度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以下简称《可汗》）在国内的上映，中国观众在时隔多年之后，终于在大银幕上再次看到载歌载舞的印度影片。从海报上那醒目的宣传语“天地动容的真挚爱情”来看，人们显然把这部2010年度海外分账影片的压轴大戏当作了一部感人的爱情片。这也符合人们对印度电影的想象。一般说来，帅哥美女的爱情、热闹优美的歌舞以及大团圆式的结局，被认为是印度电影最为常见的情节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可汗》的理解并没有错，这部电影的确以男主人公瑞兹万•可汗（Rizwan Khan）对妻子的爱为核心线索，展开故事情节。但如果我们仅仅把《可汗》当作爱情片，却又会与这部影片更为丰富的内涵擦肩而过。
正像导演卡伦•乔哈尔（Karan Johar）在谈到拍摄这部影片的创作动机时所说的，他的灵感源于自己在美国旅行时的一段经历。在那次旅行中，乔哈尔遇到了很多印度裔美国人，这些人向他诉说9.11事件后，清真寺被破坏、商店被哄抢以及子女被欺凌的种种惨状。正是那些印度裔美国人的惨痛经历，使得乔哈尔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以“提供一个新观点，献给仍困在文化狭隘与误解之痛的世界”，并 “透过某人牺牲某样事物，向一个困惑与受伤的国家（美国——引案）传达宽容的信息。” 因此，《可汗》虽然是一部爱情片，但却有其鲜明的现实政治指向。它直面当代世界对伊斯兰教的仇视、敌意与刻板的定型化想象，试图向世人展现一个更为真实的穆斯林形象。应该说，这一创作意图是饱受误解与偏见折磨的穆斯林所应有的反应。不过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真正值得玩味的地方，却并不是它试图正面塑造穆斯林形象，而是导演在接受访谈时强调，他要“借用可汗的卑微” 以完成他的电影。从“卑微”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出，乔哈尔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有意识的采取了某种弱者的姿态。正像可汗在影片中不断重复的：“总统先生，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他不得不以否定的方式，为自己进行辩解。显然，因为他的名字——可汗，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姓氏，已经足以使得他被派定在恐怖分子的位置上。而他所能做的事，就只是像祥林嫂那样，一遍又一遍的向权力申诉着：“我不是恐怖分子。”影片所采取的这种弱者的姿态，一方面是穆斯林国家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地位的真切反映。但另一方面，则是导演乔哈尔巧妙运用的叙事策略。事实上，正是这一叙事策略的使用，才让这部涉及的敏感话题的影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发行的机会并取得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
二、师法好莱坞
《可汗》所采用的弱者的姿态，首先体现在它对宝莱坞电影叙事成规的改造和对好莱坞电影的模仿上。传统的宝莱坞电影又被称作“马沙拉（Marsala，即一种印度调味品）电影”，有着自己特有的一整套叙事规则，如模式化的人物类型、叙事与歌舞并置的结构、因果报应式的悲喜剧等。这样一种略显简单刻板的电影模式深受印度观众的喜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马沙拉电影”，让宝莱坞在与好莱坞竞争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有学者已经指出的，“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好莱坞在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旗号下对世界电影市场大举进攻，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霸主”。然而在印度电影市场上，好莱坞却屡屡受挫，每年只能取得5%—7%的市场份额（在欧洲，好莱坞电影却可以占有70%—90%的市场） 。而且宝莱坞电影工业在印度市场上的胜利还是在政府没有任何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取得的。显然，印度的电影观众更偏爱又唱又跳的“马沙拉电影”，对好莱坞电影则没什么好感。然而从2000年开始，野心勃勃的印度电影人开始不再满足于印度本土，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宝莱坞敞开了大门，欢迎好莱坞与其共同分享印度电影市场，允许它们对印度电影公司进行投资，在印度本土拍摄符合印度观众口味的影片。而作为交换条件，那些好莱坞公司则要负责印度电影在海外的发行工作。例如印度最大的电影公司“信实娱乐”就先后与迪斯尼、索尼以及时代华纳等公司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诸如《真情永在》（2000）、《季风婚宴》（2001）以及《宝莱坞生死恋》（2002）等一批被称为“新概念印度电影” 的影片开始出现。这些电影以崭新的制作理念和国际化的拍摄手法对“马沙拉电影”进行改造，开始注重故事情节，降低歌舞在影片中所占的比例，并着力让歌舞表演与剧情结合在一起。而更具决定性的一点是，这些影片开始把目标观众定位在生活于英国和北美的NRI（Non-resident Indian，非常驻印度人）身上，以争夺全球电影市场。正是因为这一改变，使得新世纪以来的印度电影不再主要取材于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转而以现实生活为表现对象、大量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技法并纷纷奔赴海外进行取景拍摄。这也就是《可汗》的导演乔哈尔所说，新一代印度电影人不再把眼光局限在印度，而是要“面对整个世界” 拍摄电影。
乔哈尔的《可汗》就是新概念印度电影的典型作品。从情节来看，这部影片显然借鉴了好莱坞著名电影《雨人》和《阿甘正传》。正像主人公可汗所说的：“西方国家把历史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9.11却成为了世界历史的第三个纪元”，而影片也正是以9.11事件为界，在结构上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在前一个部分中，可汗和《雨人》中的雷蒙德（Raymond）一样，是一个阿斯伯格综合症（即自闭症的一种）患者。虽然他看上去有些呆头呆脑，并拙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打动了单身母亲曼迪娅（Mandira）和她的儿子萨米尔（Sameer），与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可汗的弟弟扎克尔却因为曼迪娅是印度教徒，反对这门婚事，并因此与哥哥断绝来往。这又与《雨人》中雷蒙德与弟弟查理（Charlie）之间最初的龃龉颇为相似。而在后一个部分中，由于9.11事件之后全美掀起了仇视穆斯林的风潮，使得萨米尔被同学殴打致死。愤怒的曼迪娅认为如果儿子没有改姓可汗，这场悲剧就根本不会发生。因而将瑞兹万•可汗赶出了家门。为了重新赢得曼迪娅的爱，可汗像阿甘那样，走遍了整个美国，试图告诉美国总统：“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最终，可汗的努力使得曼迪娅和扎克尔原谅了可汗，三个人又重新成为一家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雨人》中兄弟情和《阿甘正传》中男女之情一起构成了推动《可汗》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乔哈尔出色的将两部好莱坞经典影片的故事架构融合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需要指出的是，《可汗》的导演乔哈尔是宝莱坞的最出色的新锐导演，而编剧施巴尼•巴提贾（Shibani Bathija）和艾杨格（Niranjan Iyengar）则曾在印度电影学院奖上屡获最佳编剧奖。三个人的强强组合显然并非不能讲述一个更具原创性的故事。然而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电影业从2009年就开始遭遇危机。据统计，2010年1月至7月，宝莱坞已累计亏损20亿卢比 。国内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迎合海外市场就成了影片盈利的关键所在。在这样残酷的现实环境下，乔哈尔好容易才促使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宝莱坞共同投资这部影片。因此对于导演来说，《可汗》一片的拍摄是一场风险巨大的资本赌博，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票房压力面前，乔哈尔不得不向好莱坞电影模式低头，以弱者的姿态，尽可能的改变印度电影的传统模式，使之符合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方式。毕竟好莱坞式的电影语言才是全球电影观众所熟悉的。而在面对陌生、凶险的海外市场时，借鉴和模仿成功的好莱坞电影无疑是一个最为保险的方式。这也就难怪脸才华横溢乔哈尔都必须要在《可汗》中当起好莱坞的乖学生了。
三、PC文化与政治舆论
《可汗》在叙述中所采取的弱者的姿态，还体现在其有意识的借用美国社会的PC（Political Correctness，即政治正确）文化和政治舆论上。作为一部正面塑造穆斯林形象的影片，它所讲述的故事必然要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常识系统发生激烈的碰撞。正像《可汗》中那个中学教师所说的，在美国人看来，伊斯兰教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宗教（他们似乎完全不必考虑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的本义其实是和平），而穆斯林则是偏执、残忍、狡猾、专制、毫无人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影片将印度裔穆斯林塑造为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完人，却将很多美国白人表现的狭隘、无知时，这无疑是对当代美国社会的一种冒犯。因此，如何让美国观众，进而让全世界观众接受影片的叙述逻辑，就成了导演必须面对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导演非常巧妙的利用了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正确原则。这一原则通常是指人们为了避免不公正的歧视而谨慎选择言论和行为，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尽量采用“中立”的字眼，以避免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残障、宗教或政治观点的不同所产生的歧视。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人通常使用“非裔美国人”来代替“黑人”或“黑鬼”等语汇。今天，虽然称谓的变化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改变非裔美国人受歧视的事实，但政治正确原则却已经是美国人的基本教养之一，成为某种神圣不可僭越的原则。正是为了有效的利用这种美国社会特有的PC文化，导演让可汗在觐见总统的旅行中，两次造访了佐治亚州塔罗县的威廉米娜镇（Wilhemina），一个非裔美国人生活的小镇，并花费极大的篇幅表现他与当地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从表面上看，这一情节纯属冗余，与影片正面塑造穆斯林形象的题旨毫不相干。然而导演正是通过这一情节的穿插，使得以可汗为代表的印度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的形象缝合在一起，成为无法被指责的对象。在可汗第一次造访威廉米娜镇的期间，他和当地的基督徒一起在教堂里，通过诉说对逝去亲人的哀思，纪念珍妮妈妈的儿子，一个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死去的美军黑人士兵。而值得玩味的是，在那个美军士兵的遗像旁边，却赫然摆放着萨米尔的照片。对美国人来说，在海湾战争中死去美军士兵意味着美国人为自由、民主的美国精神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而导演通过将萨米尔的照片与美军士兵遗像的并置，使得萨米尔——这个因宗教歧视而死去的男孩——的死成了对美国精神的某种反讽和提醒。在这个意义上，可汗在影片中的一切努力，也就不再仅仅是树立一个正面的穆斯林形象，而是被转换成对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精神的不懈追求。
这部影片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冒犯还体现在对布什总统的丑化上。这个悍然发动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总统，在影片中却被表现得胆小如鼠，在遇到子虚乌有的恐怖袭击后，立刻放弃了预定中的演讲，在保镖的护卫下仓皇逃走。乔哈尔的这一设置无疑会引起某些美国观众的不适。然而在上述情节发生之后，影片马上插入威廉米娜镇因为遭遇飓风袭击被洪水淹没这一突发事件，使得影片对布什总统的指责却又显得合情合理。正如不少影评已经指出的，《可汗》中的飓风无疑在影射着2005年发生在新奥尔良地区的卡特里娜飓风 。在那次自然灾害中，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提前通知当地居民离开新奥尔良，但大量底层居民，特别是非裔美国人却因为缺乏交通工具被困在洪水之中，得不到救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伊拉克战争的布什政府则在卡特里娜飓风面前手足无措，救灾工作迟迟没有展开。这一事件后来成了布什政府任期内最为美国舆论界所诟病的地方。而在《可汗》中，与布什政府的无能相对照的，是可汗的大无畏精神。在人们纷纷逃离洪水泛滥的地区时，可汗却第二次踏上威廉米娜镇的土地，用自己善于修理各种东西的天赋，带领一批印度裔美国人，帮助当地的非裔美国人重建家园。可汗也因此成了当地的英雄。在这里，导演将对布什的讽刺巧妙的与救灾问题相衔接，充分利用美国舆论对布什政府的批评，使得影片的叙述逻辑更容易为美国观众所接受。
而奥巴马总统在影片结尾处的出场，则是该片另一个颇为有趣的地方。与布什总统颟顸傲慢、色厉内荏的形象不同，奥巴马总统在片中显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更具领袖气质。正是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裔总统，亲切的接见了可汗，并让后者有机会实现自己对曼迪娅的承诺，亲口对美国总统说出：“总统先生，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虽然这一场景被众多影评人用“牵强附会”、“胡编乱造”以及“自欺欺人的谄媚” 等尖刻的语言予以批评。但在笔者看来，这一情节显然出于导演的精心设计。因为在这部影片的后半段，可汗始终与美国社会中的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他的所有朋友，不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就是非裔美国人。因此影片中可汗受到奥巴马总统接见的情节设置，一方面有通过贬低前任美国总统，大拍现任总统马屁的意思在其中。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影片叙述逻辑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导演正是要让可汗与美国社会中的弱者、边缘人团结在一起，并借助弱者身上所特有的道德高位，让可汗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很难被舆论指责。显然，影片正是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使得可汗这样的穆斯林成为一个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的完美形象。
四、从宗教到家庭
虽然《可汗》这部影片因为力图塑造一个正面的穆斯林形象，被人们指认为伊斯兰“宗教意识形态的propaganda（即宣传——引案）” 。但该片在拍摄过程中其实一直在有意识的避免正面表现伊斯兰教的本身。这种对宗教问题的有意谈化，无疑也是导演为寻求国际电影市场的接受而做出的妥协。对此，乔哈尔在接受访谈时直截了当的承认，《可汗》是一部国际化的影片，它“能够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么多新市场，我想是因为它传递了人性、宽容、相互理解这些普世价值观，并且希望以积极的方式改变对宗教的看法” 。显然，通过表现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淡化宗教色彩，以期实现更大的海外市场份额，是这部电影的内在诉求。
在笔者看来，导演所说的“普世价值观”，首先表现在对伊斯兰教的淡化上。主人公可汗对宗教的理解，源于母亲对他的教导——“一个拿糖的人和一个拿刀的人，分不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只能分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坏人，没有其他人”。也就是说，在可汗的头脑里，世界并不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划分为信士和异教徒，而是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可汗能够不顾弟弟的反对，执意要娶印度教徒曼迪娅的原因所在。在可汗看来，只要男女双方都是善良、正直的好人，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宗教差异所造成的鸿沟，并非不可跨越。影片另一个淡化伊斯兰教色彩的地方，则是清真寺在该片中的暧昧形象。在《可汗》中，主人公只去了一次清真寺。然而这次经历却并不愉快，他正是在清真寺中见到了真正的恐怖分子在煽动穆斯林去暗杀美国总统。而与此相映照的，则是导演以大量的篇幅表现威廉米娜镇中的基督教教堂。它不仅是可汗与那些当地人共同寄托对死去亲人思念的地方，也是在洪水来临之际人们唯一的避难场所，更是把印度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灾难的所在。与清真寺相比，影片中的基督教教堂才更像是一个充满了爱意的宗教场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乔哈尔非常清楚伊斯兰教在当代社会被极度妖魔化的事实，因此他只有竭力淡化伊斯兰教的色彩，寻求某种更具超越性的价值观，并借助更容易为人接受的基督教形象，才能让他的影片成功的进入国际电影市场。
乔哈尔所说的“普世价值观”，还包括对家庭的尊重与保护。我们知道，在好莱坞电影中，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主人公在社会上如何神通广大，在生活中怎样放荡不羁，他总要在影片结束时回归家庭，成为一个好丈夫或好父亲。这一点最突出体现在2009年的灾难片《2012》中。在这部影片里我们会看到，虽然整个世界都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崩溃了，但一个分裂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却借着这场灾难得以破镜重圆，历尽千辛万苦的男主角杰克逊在影片结束时重新获得妻子的爱。与此相类似的，《可汗》也同样在讲述着一个破碎的中产阶级家庭重归于好的故事。正像上文所分析的，这部电影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以可汗与曼迪娅之间的爱情为核心，表现两个人如何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有趣的是，虽然这是一个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组成的家庭，但他们却生活在美国的高档社区，拥有一套宽敞的花园洋房，其生活方式与人们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想象并无二致。但这样一个貌似坚不可摧的家庭却因为9.11事件的爆发而面目全非。萨米尔惨死在社区足球场上，而可汗也由此被曼迪娅赶出了家门。观众们会发现，影片后半部分，其实就是讲述可汗这个总是举着一块“Repair Almost Everything”牌子的维修天才，如何修补他自己那破碎的家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可汗》是一部关于穆斯林的电影，不如说它只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重新印证了美国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价值和地位。
五、结语
导演乔哈尔以弱者的姿态，通过对海外市场的判断和了解，精心设计影片的故事情节，最终使《可汗》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大获成功。截止到目前，影片成功的在55个国家先后上映，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虽然由于大量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成规，使得很多影评人认为以《可汗》为代表的新概念印度电影的出现，表明好莱坞开始取得对宝莱坞的全面胜利 。但正如笔者在上文所分析的，在导演乔哈尔那弱者的姿态背后，隐藏着宝莱坞觊觎国际电影市场丰厚利润的野心。因此宝莱坞对好莱坞电影叙事技法的模仿和学习，并非走投无路之际的无可奈何，而是在对目标客户进行准确定位后的有意为之。不过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虽然导演乔哈尔对《可汗》的精心设计，使得这部影片可以在电影市场上受到全球观众的欢迎，但他那正面塑造穆斯林形象的创作意图却并没有深入人心。瑞兹万•可汗的扮演者，曾7次夺得印度影帝称号的沙鲁克•可汗（Shahrukh Khan）在美国宣传《可汗》时，竟真的遭遇了瑞兹万•可汗在影片中所面对的尴尬。在他入境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转机前往芝加哥时，由于同样“很不幸”的姓可汗这个姓，沙鲁克•可汗和瑞兹万•可汗一样，被美国警方扣留询问了近2小时。最后由印度国会议员出面协调，请印度驻美国大使馆进行担保，才让这位在印度家喻户晓的演员顺利进入美国 。因此，弱者的姿态固然能够帮助影片在文化市场上获得胜利，然而一旦遭遇铁一般的社会现实，人们会发现弱者仍然不过是弱者。穆斯林要想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一
2010年11月30日，随着印度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以下简称《可汗》）在国内的上映，中国观众在时隔多年之后，终于在大银幕上再次看到载歌载舞的印度影片。从海报上那醒目的宣传语“天地动容的真挚爱情”来看，人们显然把这部2010年度海外分账影片的压轴大戏当作了一部感人的爱情片。这也符合人们对印度电影的想象。一般说来，帅哥美女的爱情、热闹优美的歌舞以及大团圆式的结局，被认为是印度电影最为常见的情节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可汗》的理解并没有错，这部电影的确以男主人公瑞兹万•可汗（Rizwan Khan）对妻子的爱为核心线索，展开故事情节。但如果我们仅仅把《可汗》当作爱情片，却又会与这部影片更为丰富的内涵擦肩而过。
正像导演卡伦•乔哈尔（Karan Johar）在谈到拍摄这部影片的创作动机时所说的，他的灵感源于自己在美国旅行时的一段经历。在那次旅行中，乔哈尔遇到了很多印度裔美国人，这些人向他诉说9.11事件后，清真寺被破坏、商店被哄抢以及子女被欺凌的种种惨状。正是那些印度裔美国人的惨痛经历，使得乔哈尔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以“提供一个新观点，献给仍困在文化狭隘与误解之痛的世界”，并 “透过某人牺牲某样事物，向一个困惑与受伤的国家（美国——引案）传达宽容的信息。” 因此，《可汗》虽然是一部爱情片，但却有其鲜明的现实政治指向。它直面当代世界对伊斯兰教的仇视、敌意与刻板的定型化想象，试图向世人展现一个更为真实的穆斯林形象。应该说，这一创作意图是饱受误解与偏见折磨的穆斯林所应有的反应。不过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真正值得玩味的地方，却并不是它试图正面塑造穆斯林形象，而是导演在接受访谈时强调，他要“借用可汗的卑微” 以完成他的电影。从“卑微”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出，乔哈尔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有意识的采取了某种弱者的姿态。正像可汗在影片中不断重复的：“总统先生，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他不得不以否定的方式，为自己进行辩解。显然，因为他的名字——可汗，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姓氏，已经足以使得他被派定在恐怖分子的位置上。而他所能做的事，就只是像祥林嫂那样，一遍又一遍的向权力申诉着：“我不是恐怖分子。”影片所采取的这种弱者的姿态，一方面是穆斯林国家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地位的真切反映。但另一方面，则是导演乔哈尔巧妙运用的叙事策略。事实上，正是这一叙事策略的使用，才让这部涉及的敏感话题的影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发行的机会并取得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
二、师法好莱坞
《可汗》所采用的弱者的姿态，首先体现在它对宝莱坞电影叙事成规的改造和对好莱坞电影的模仿上。传统的宝莱坞电影又被称作“马沙拉（Marsala，即一种印度调味品）电影”，有着自己特有的一整套叙事规则，如模式化的人物类型、叙事与歌舞并置的结构、因果报应式的悲喜剧等。这样一种略显简单刻板的电影模式深受印度观众的喜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马沙拉电影”，让宝莱坞在与好莱坞竞争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有学者已经指出的，“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好莱坞在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旗号下对世界电影市场大举进攻，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霸主”。然而在印度电影市场上，好莱坞却屡屡受挫，每年只能取得5%—7%的市场份额（在欧洲，好莱坞电影却可以占有70%—90%的市场） 。而且宝莱坞电影工业在印度市场上的胜利还是在政府没有任何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取得的。显然，印度的电影观众更偏爱又唱又跳的“马沙拉电影”，对好莱坞电影则没什么好感。然而从2000年开始，野心勃勃的印度电影人开始不再满足于印度本土，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宝莱坞敞开了大门，欢迎好莱坞与其共同分享印度电影市场，允许它们对印度电影公司进行投资，在印度本土拍摄符合印度观众口味的影片。而作为交换条件，那些好莱坞公司则要负责印度电影在海外的发行工作。例如印度最大的电影公司“信实娱乐”就先后与迪斯尼、索尼以及时代华纳等公司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诸如《真情永在》（2000）、《季风婚宴》（2001）以及《宝莱坞生死恋》（2002）等一批被称为“新概念印度电影” 的影片开始出现。这些电影以崭新的制作理念和国际化的拍摄手法对“马沙拉电影”进行改造，开始注重故事情节，降低歌舞在影片中所占的比例，并着力让歌舞表演与剧情结合在一起。而更具决定性的一点是，这些影片开始把目标观众定位在生活于英国和北美的NRI（Non-resident Indian，非常驻印度人）身上，以争夺全球电影市场。正是因为这一改变，使得新世纪以来的印度电影不再主要取材于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转而以现实生活为表现对象、大量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技法并纷纷奔赴海外进行取景拍摄。这也就是《可汗》的导演乔哈尔所说，新一代印度电影人不再把眼光局限在印度，而是要“面对整个世界” 拍摄电影。
乔哈尔的《可汗》就是新概念印度电影的典型作品。从情节来看，这部影片显然借鉴了好莱坞著名电影《雨人》和《阿甘正传》。正像主人公可汗所说的：“西方国家把历史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9.11却成为了世界历史的第三个纪元”，而影片也正是以9.11事件为界，在结构上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在前一个部分中，可汗和《雨人》中的雷蒙德（Raymond）一样，是一个阿斯伯格综合症（即自闭症的一种）患者。虽然他看上去有些呆头呆脑，并拙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打动了单身母亲曼迪娅（Mandira）和她的儿子萨米尔（Sameer），与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可汗的弟弟扎克尔却因为曼迪娅是印度教徒，反对这门婚事，并因此与哥哥断绝来往。这又与《雨人》中雷蒙德与弟弟查理（Charlie）之间最初的龃龉颇为相似。而在后一个部分中，由于9.11事件之后全美掀起了仇视穆斯林的风潮，使得萨米尔被同学殴打致死。愤怒的曼迪娅认为如果儿子没有改姓可汗，这场悲剧就根本不会发生。因而将瑞兹万•可汗赶出了家门。为了重新赢得曼迪娅的爱，可汗像阿甘那样，走遍了整个美国，试图告诉美国总统：“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最终，可汗的努力使得曼迪娅和扎克尔原谅了可汗，三个人又重新成为一家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雨人》中兄弟情和《阿甘正传》中男女之情一起构成了推动《可汗》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乔哈尔出色的将两部好莱坞经典影片的故事架构融合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需要指出的是，《可汗》的导演乔哈尔是宝莱坞的最出色的新锐导演，而编剧施巴尼•巴提贾（Shibani Bathija）和艾杨格（Niranjan Iyengar）则曾在印度电影学院奖上屡获最佳编剧奖。三个人的强强组合显然并非不能讲述一个更具原创性的故事。然而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电影业从2009年就开始遭遇危机。据统计，2010年1月至7月，宝莱坞已累计亏损20亿卢比 。国内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迎合海外市场就成了影片盈利的关键所在。在这样残酷的现实环境下，乔哈尔好容易才促使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宝莱坞共同投资这部影片。因此对于导演来说，《可汗》一片的拍摄是一场风险巨大的资本赌博，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票房压力面前，乔哈尔不得不向好莱坞电影模式低头，以弱者的姿态，尽可能的改变印度电影的传统模式，使之符合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方式。毕竟好莱坞式的电影语言才是全球电影观众所熟悉的。而在面对陌生、凶险的海外市场时，借鉴和模仿成功的好莱坞电影无疑是一个最为保险的方式。这也就难怪脸才华横溢乔哈尔都必须要在《可汗》中当起好莱坞的乖学生了。
三、PC文化与政治舆论
《可汗》在叙述中所采取的弱者的姿态，还体现在其有意识的借用美国社会的PC（Political Correctness，即政治正确）文化和政治舆论上。作为一部正面塑造穆斯林形象的影片，它所讲述的故事必然要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常识系统发生激烈的碰撞。正像《可汗》中那个中学教师所说的，在美国人看来，伊斯兰教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宗教（他们似乎完全不必考虑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的本义其实是和平），而穆斯林则是偏执、残忍、狡猾、专制、毫无人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影片将印度裔穆斯林塑造为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完人，却将很多美国白人表现的狭隘、无知时，这无疑是对当代美国社会的一种冒犯。因此，如何让美国观众，进而让全世界观众接受影片的叙述逻辑，就成了导演必须面对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导演非常巧妙的利用了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正确原则。这一原则通常是指人们为了避免不公正的歧视而谨慎选择言论和行为，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尽量采用“中立”的字眼，以避免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残障、宗教或政治观点的不同所产生的歧视。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人通常使用“非裔美国人”来代替“黑人”或“黑鬼”等语汇。今天，虽然称谓的变化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改变非裔美国人受歧视的事实，但政治正确原则却已经是美国人的基本教养之一，成为某种神圣不可僭越的原则。正是为了有效的利用这种美国社会特有的PC文化，导演让可汗在觐见总统的旅行中，两次造访了佐治亚州塔罗县的威廉米娜镇（Wilhemina），一个非裔美国人生活的小镇，并花费极大的篇幅表现他与当地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从表面上看，这一情节纯属冗余，与影片正面塑造穆斯林形象的题旨毫不相干。然而导演正是通过这一情节的穿插，使得以可汗为代表的印度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的形象缝合在一起，成为无法被指责的对象。在可汗第一次造访威廉米娜镇的期间，他和当地的基督徒一起在教堂里，通过诉说对逝去亲人的哀思，纪念珍妮妈妈的儿子，一个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死去的美军黑人士兵。而值得玩味的是，在那个美军士兵的遗像旁边，却赫然摆放着萨米尔的照片。对美国人来说，在海湾战争中死去美军士兵意味着美国人为自由、民主的美国精神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而导演通过将萨米尔的照片与美军士兵遗像的并置，使得萨米尔——这个因宗教歧视而死去的男孩——的死成了对美国精神的某种反讽和提醒。在这个意义上，可汗在影片中的一切努力，也就不再仅仅是树立一个正面的穆斯林形象，而是被转换成对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精神的不懈追求。
这部影片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冒犯还体现在对布什总统的丑化上。这个悍然发动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总统，在影片中却被表现得胆小如鼠，在遇到子虚乌有的恐怖袭击后，立刻放弃了预定中的演讲，在保镖的护卫下仓皇逃走。乔哈尔的这一设置无疑会引起某些美国观众的不适。然而在上述情节发生之后，影片马上插入威廉米娜镇因为遭遇飓风袭击被洪水淹没这一突发事件，使得影片对布什总统的指责却又显得合情合理。正如不少影评已经指出的，《可汗》中的飓风无疑在影射着2005年发生在新奥尔良地区的卡特里娜飓风 。在那次自然灾害中，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提前通知当地居民离开新奥尔良，但大量底层居民，特别是非裔美国人却因为缺乏交通工具被困在洪水之中，得不到救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伊拉克战争的布什政府则在卡特里娜飓风面前手足无措，救灾工作迟迟没有展开。这一事件后来成了布什政府任期内最为美国舆论界所诟病的地方。而在《可汗》中，与布什政府的无能相对照的，是可汗的大无畏精神。在人们纷纷逃离洪水泛滥的地区时，可汗却第二次踏上威廉米娜镇的土地，用自己善于修理各种东西的天赋，带领一批印度裔美国人，帮助当地的非裔美国人重建家园。可汗也因此成了当地的英雄。在这里，导演将对布什的讽刺巧妙的与救灾问题相衔接，充分利用美国舆论对布什政府的批评，使得影片的叙述逻辑更容易为美国观众所接受。
而奥巴马总统在影片结尾处的出场，则是该片另一个颇为有趣的地方。与布什总统颟顸傲慢、色厉内荏的形象不同，奥巴马总统在片中显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更具领袖气质。正是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裔总统，亲切的接见了可汗，并让后者有机会实现自己对曼迪娅的承诺，亲口对美国总统说出：“总统先生，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虽然这一场景被众多影评人用“牵强附会”、“胡编乱造”以及“自欺欺人的谄媚” 等尖刻的语言予以批评。但在笔者看来，这一情节显然出于导演的精心设计。因为在这部影片的后半段，可汗始终与美国社会中的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他的所有朋友，不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就是非裔美国人。因此影片中可汗受到奥巴马总统接见的情节设置，一方面有通过贬低前任美国总统，大拍现任总统马屁的意思在其中。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影片叙述逻辑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导演正是要让可汗与美国社会中的弱者、边缘人团结在一起，并借助弱者身上所特有的道德高位，让可汗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很难被舆论指责。显然，影片正是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使得可汗这样的穆斯林成为一个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的完美形象。
四、从宗教到家庭
虽然《可汗》这部影片因为力图塑造一个正面的穆斯林形象，被人们指认为伊斯兰“宗教意识形态的propaganda（即宣传——引案）” 。但该片在拍摄过程中其实一直在有意识的避免正面表现伊斯兰教的本身。这种对宗教问题的有意谈化，无疑也是导演为寻求国际电影市场的接受而做出的妥协。对此，乔哈尔在接受访谈时直截了当的承认，《可汗》是一部国际化的影片，它“能够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么多新市场，我想是因为它传递了人性、宽容、相互理解这些普世价值观，并且希望以积极的方式改变对宗教的看法” 。显然，通过表现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淡化宗教色彩，以期实现更大的海外市场份额，是这部电影的内在诉求。
在笔者看来，导演所说的“普世价值观”，首先表现在对伊斯兰教的淡化上。主人公可汗对宗教的理解，源于母亲对他的教导——“一个拿糖的人和一个拿刀的人，分不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只能分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坏人，没有其他人”。也就是说，在可汗的头脑里，世界并不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划分为信士和异教徒，而是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可汗能够不顾弟弟的反对，执意要娶印度教徒曼迪娅的原因所在。在可汗看来，只要男女双方都是善良、正直的好人，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宗教差异所造成的鸿沟，并非不可跨越。影片另一个淡化伊斯兰教色彩的地方，则是清真寺在该片中的暧昧形象。在《可汗》中，主人公只去了一次清真寺。然而这次经历却并不愉快，他正是在清真寺中见到了真正的恐怖分子在煽动穆斯林去暗杀美国总统。而与此相映照的，则是导演以大量的篇幅表现威廉米娜镇中的基督教教堂。它不仅是可汗与那些当地人共同寄托对死去亲人思念的地方，也是在洪水来临之际人们唯一的避难场所，更是把印度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灾难的所在。与清真寺相比，影片中的基督教教堂才更像是一个充满了爱意的宗教场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乔哈尔非常清楚伊斯兰教在当代社会被极度妖魔化的事实，因此他只有竭力淡化伊斯兰教的色彩，寻求某种更具超越性的价值观，并借助更容易为人接受的基督教形象，才能让他的影片成功的进入国际电影市场。
乔哈尔所说的“普世价值观”，还包括对家庭的尊重与保护。我们知道，在好莱坞电影中，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主人公在社会上如何神通广大，在生活中怎样放荡不羁，他总要在影片结束时回归家庭，成为一个好丈夫或好父亲。这一点最突出体现在2009年的灾难片《2012》中。在这部影片里我们会看到，虽然整个世界都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崩溃了，但一个分裂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却借着这场灾难得以破镜重圆，历尽千辛万苦的男主角杰克逊在影片结束时重新获得妻子的爱。与此相类似的，《可汗》也同样在讲述着一个破碎的中产阶级家庭重归于好的故事。正像上文所分析的，这部电影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以可汗与曼迪娅之间的爱情为核心，表现两个人如何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有趣的是，虽然这是一个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组成的家庭，但他们却生活在美国的高档社区，拥有一套宽敞的花园洋房，其生活方式与人们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想象并无二致。但这样一个貌似坚不可摧的家庭却因为9.11事件的爆发而面目全非。萨米尔惨死在社区足球场上，而可汗也由此被曼迪娅赶出了家门。观众们会发现，影片后半部分，其实就是讲述可汗这个总是举着一块“Repair Almost Everything”牌子的维修天才，如何修补他自己那破碎的家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可汗》是一部关于穆斯林的电影，不如说它只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重新印证了美国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价值和地位。
五、结语
导演乔哈尔以弱者的姿态，通过对海外市场的判断和了解，精心设计影片的故事情节，最终使《可汗》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大获成功。截止到目前，影片成功的在55个国家先后上映，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虽然由于大量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成规，使得很多影评人认为以《可汗》为代表的新概念印度电影的出现，表明好莱坞开始取得对宝莱坞的全面胜利 。但正如笔者在上文所分析的，在导演乔哈尔那弱者的姿态背后，隐藏着宝莱坞觊觎国际电影市场丰厚利润的野心。因此宝莱坞对好莱坞电影叙事技法的模仿和学习，并非走投无路之际的无可奈何，而是在对目标客户进行准确定位后的有意为之。不过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虽然导演乔哈尔对《可汗》的精心设计，使得这部影片可以在电影市场上受到全球观众的欢迎，但他那正面塑造穆斯林形象的创作意图却并没有深入人心。瑞兹万•可汗的扮演者，曾7次夺得印度影帝称号的沙鲁克•可汗（Shahrukh Khan）在美国宣传《可汗》时，竟真的遭遇了瑞兹万•可汗在影片中所面对的尴尬。在他入境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转机前往芝加哥时，由于同样“很不幸”的姓可汗这个姓，沙鲁克•可汗和瑞兹万•可汗一样，被美国警方扣留询问了近2小时。最后由印度国会议员出面协调，请印度驻美国大使馆进行担保，才让这位在印度家喻户晓的演员顺利进入美国 。因此，弱者的姿态固然能够帮助影片在文化市场上获得胜利，然而一旦遭遇铁一般的社会现实，人们会发现弱者仍然不过是弱者。穆斯林要想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暂时没有网友评论该影片"}{end if}